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发布时间：2022-11-01 09:09:51作者：阿弥陀经原文网
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蒋寅
中国大陆学术界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正常的学术秩序以来，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大陆这二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收获，当然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说明的，在此我只想就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对学术发展的大势和状况略陈浅见。
第一个方面是学会和学者队伍建设。1981年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标志着唐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这是大陆最早成立的古典文学学会，也是目前规模最大、运转最正规的学会，下设若干分会，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的研究会。学会每两年开一次例会，并出版会刊、年鉴，以此将唐代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不仅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也实现了成果的稳步积累。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学会自成立之初就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团结、求实、开放的良好风气，在老中青三代学者中产生相当大的凝聚力。学会的历届会长、副会长都承担重任，扶掖后进，为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萧涤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程千帆先生主持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詹锳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校注、霍松林先生主持的《新编全唐文》、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唐才子传校笺》、周勋初先生主持的《全唐五代诗》为首，一大批集体合作项目和大型研究项目在学会的规划和组织下展开。这种组织工作不仅使许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基础研究项目得以展开，更保证了不断产生的零星成果能及时地得到总结，转化为规模化的知识积累。分别由周勋初先生和周祖譔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正是这种成果的体现。
第二个方面是学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样，进入一个转型时期。表现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就是学风的变化，具体说即由逻辑方式（形而上学）向历史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最突出的是学者们对基本史料和文献给予了超逾以往的关注，其中成绩尤为显著的是文学作品的整理。近年来，唐诗的辨伪与辑佚一直是吸引许多学者的课题，继前辈学者王重民、孙望之后，陈尚君、陶敏、佟培基等一批学者不懈地致力于此，将清编《全唐诗》做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在此基础上，不仅产生了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全唐五代诗》因此也可以期待达到较高的水平。它将为现存唐诗增加八千余篇作品，同时剔除数千篇重出误收之作。《新编全唐文》在广泛调查现存古籍和网罗新出文献（如碑志）的基础上，也将补充大量的内容。
回顾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基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学科带头人努力的方向，从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开始，河南大学中文系编《全唐诗重篇索引》、吴汝煜、胡可先编《唐人交往诗索引》、陈伯海主编《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等一批工具书和资料相继出版，《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唐语林》、《郎官石柱题名考》、《元和姓纂四校记》等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也得到了精致的整理。而这一系列史料整理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更专门的文献研究成果，包括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而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应该说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四册，这项研究由二十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将《唐才子传》所收的作家传记材料做了一番史源学的考辨，使唐代作家的传记有了一份详备的资料长编。后出的第五册“补正”，由陶敏、陈尚君两位谙熟唐代史料的学者以近年新出的资料和自己多年积累的成果，对前四册的考证做了更细致的修订。这一系列著作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大大提高了唐诗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而其直接结果，则是使许多沉埋已久的历史问题暴露出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证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陈尚君在全面清理唐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见于唐宋典籍，直到明末的几种丛书里才被寄托于司空图名下。这一发现将改变我们对唐代诗学乃至元、明两代诗学的许多看法。我与张伯伟主编的《中国诗学》第五辑曾开辟专栏，开展对《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蒋寅
中国大陆学术界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正常的学术秩序以来，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大陆这二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收获，当然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说明的，在此我只想就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对学术发展的大势和状况略陈浅见。
第一个方面是学会和学者队伍建设。1981年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标志着唐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这是大陆最早成立的古典文学学会，也是目前规模最大、运转最正规的学会，下设若干分会，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的研究会。学会每两年开一次例会，并出版会刊、年鉴，以此将唐代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不仅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也实现了成果的稳步积累。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学会自成立之初就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团结、求实、开放的良好风气，在老中青三代学者中产生相当大的凝聚力。学会的历届会长、副会长都承担重任，扶掖后进，为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萧涤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程千帆先生主持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詹锳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校注、霍松林先生主持的《新编全唐文》、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唐才子传校笺》、周勋初先生主持的《全唐五代诗》为首，一大批集体合作项目和大型研究项目在学会的规划和组织下展开。这种组织工作不仅使许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基础研究项目得以展开，更保证了不断产生的零星成果能及时地得到总结，转化为规模化的知识积累。分别由周勋初先生和周祖譔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正是这种成果的体现。
第二个方面是学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样，进入一个转型时期。表现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就是学风的变化，具体说即由逻辑方式（形而上学）向历史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最突出的是学者们对基本史料和文献给予了超逾以往的关注，其中成绩尤为显著的是文学作品的整理。近年来，唐诗的辨伪与辑佚一直是吸引许多学者的课题，继前辈学者王重民、孙望之后，陈尚君、陶敏、佟培基等一批学者不懈地致力于此，将清编《全唐诗》做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在此基础上，不仅产生了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全唐五代诗》因此也可以期待达到较高的水平。它将为现存唐诗增加八千余篇作品，同时剔除数千篇重出误收之作。《新编全唐文》在广泛调查现存古籍和网罗新出文献（如碑志）的基础上，也将补充大量的内容。
回顾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基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学科带头人努力的方向，从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开始，河南大学中文系编《全唐诗重篇索引》、吴汝煜、胡可先编《唐人交往诗索引》、陈伯海主编《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等一批工具书和资料相继出版，《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唐语林》、《郎官石柱题名考》、《元和姓纂四校记》等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也得到了精致的整理。而这一系列史料整理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更专门的文献研究成果，包括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而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应该说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四册，这项研究由二十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将《唐才子传》所收的作家传记材料做了一番史源学的考辨，使唐代作家的传记有了一份详备的资料长编。后出的第五册“补正”，由陶敏、陈尚君两位谙熟唐代史料的学者以近年新出的资料和自己多年积累的成果，对前四册的考证做了更细致的修订。这一系列著作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大大提高了唐诗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而其直接结果，则是使许多沉埋已久的历史问题暴露出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证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陈尚君在全面清理唐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见于唐宋典籍，直到明末的几种丛书里才被寄托于司空图名下。这一发现将改变我们对唐代诗学乃至元、明两代诗学的许多看法。我与张伯伟主编的《中国诗学》第五辑曾开辟专栏，开展对《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